才能混迹于英贤之间,滥竽充数,导致真正的英才被埋没。
可是强秦迫近,赵国非联楚不能自保,生死关头,选才便不再拘泥于虚名,必须是真正能上庸下,毛遂便立刻得到了表现的机会。
我大汉昔日承平之时,选官多由孝廉入仕,只有孝廉之官,将来前途才会远大,已经形成了默契。虽也有小吏、士卒出身的,因表现卓异而得升迁,但只要出身不好,前途就还是有限。
可是自从先帝乱世以来,无论是曹操还是主公,甚至是当年的董卓,已经提拔了多少有实干之才而无察举出身的文武?如今孝廉出身还重要么?可以说在敌我双方,都已经不重要了。
司徒嫌朝廷用人有陈年积弊,我却以为,眼下要调整的不是选官,而恰恰是考功。只要主公放开从士卒、小吏中选才的口子,不拘出身,考功业绩好的立刻得到提升,自然能让能者靠真实功勋治绩升迁。”
诸葛瑾被二弟这番话一启发,也是久久不能平复。
他因为历史惯性,而倾向于科举,但现在看来。在选官时强化考核,倒像是后世有些大学“严进宽出”,高考录取的时候很严,最后学成什么样反而没那么严。
诸葛亮的说法,倒是“宽进严出”,在选官的选择面上大大拓宽了,管你是小吏还是小兵,办事强或者打仗勇敢,直接就能上。
诸葛瑾更重的是后世礼部的“准入考试”,诸葛亮更重的是已经进了门、给公家办事之后的“考功”,也就是后世吏部“考成法”管的事儿。
从后世历史的经验来看,礼部的“事前考核”和吏部的“事后考核”,都非常重要,都是一个朝廷人事工作得以高效运转的必要保证。
但是,怎么到了诸葛亮嘴里,如今这个特殊形势、环境下,后者的重要性会远远强于前者呢?
诸葛瑾一时有点懵逼,愣了好一会儿后,他才终于想到问题出在了哪儿。
“我怎么就抄历史抄得灯下黑了!居然把这一点给忘了!果然历史不能死读书啊!”诸葛瑾想通之后,脑中不由暗暗自责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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