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误报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平安无事。
不久，广西成立了督练公所，派了一个姓陈的道员到广州来请幕友，很坚决地要请我和陈炯明去。但是丘先生不允；讲来讲去，只答应一个人。我便和陈商量，觉得我们两个中有一个到广西去联络革命党，也是好事；并且决定我去。于是我把各事料理妥帖，买舟溯江西上。不料到梧州以上一个叫“倒水”的地方，竟翻了传，行李全部损失，不得不退回广州。
当我预备重整行装再赴广西的时候，党人某等在北京刺摄政王未成被捕，公推我入京营救，并且叫我在那儿继续策划暗杀的事情。因为吾党义举，前仆后继，死人甚多，于是保皇党分子故意谰言中伤，说革命党首领只骗使无聊的党徒于死地，而自己却逍遥海外，住洋房，吃大菜。党人听了，都怒不可遏，某想洗刷这种侮辱，就约黄复生等入京，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同时被捕入狱的有黄复生，罗世勋（伟章）等三人。消息传来，全党震动，纷纷设法营救。胡汉民先生更派人到南洋去筹款，赶回香港设立机关，专门从事营救和继续暗杀的工作。大家推我先去，布置一切，以便各人继续北上。我在法政学堂毕业，得了副贡和直隶州州判的名义，正好借此上京铨叙，使人毫不疑心。便向粤商自治会和咨议局请假；同时写信回县，约郭公接同志到上海会面；再写信到盛京，约张煊同志到北京会面。当我到了上海，因为等候郭同志，便借着看博览会的机会，趁空到南京和党人联络。接洽妥当后，再折回上海，那知忽然害了一场大病，预定的计划不得不改变。因此郭同志到了上海，就请他先行北上。接着叶夏声由浙江来，看见我病重，短期内没有北上的可能，便送我回粤。幸而张煊同志接到我的信，便赶赴北京，会同郭同志探明了汪黄罗囚禁的所在地，并且设法和他们通讯后来因为总理谋在广州再行举义，不让我北上；就是已去的也被招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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