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警察杀人，应该罪加一等，这个判决结果，已经是他和他爸，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听到这个消息，我把自己关在出租房里，趴在床上痛哭了一场，哭得那么伤心。我突然意识到，我对孙晓鸣的爱，已经超越了友谊。在那段时间，邓长明几乎每天晚上，都打过来电话跟我聊几句，聊起一些过去我们三人的事儿，我们俩都会在电话里哭泣起来。人生真像一场梦，人生的真实剧本，比电影戏剧还要怪诞离奇。
当我再次见到孙晓鸣的时候，已经是30年后的事儿了。我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就扎根在北京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主要从事与日本和台湾的图书版权贸易。邓长明毕业后去了硅谷就职，成为软件工程师。我们分别都结婚生子，忙于自己的事业，孙晓鸣也早就淡出了我们的记忆。偶尔我跟邓长明通电话时，猛不丁的会提起一句两句孙晓鸣，我们俩忍不住的会唏嘘感叹一番。
有一年，我从北京回重庆探望父母，邓长明打电话叫他哥哥给我接风，他哥哥的火锅店已经在重庆开了三四家连锁店。我见到邓长辉的时候，孙晓军也在，他告诉我孙晓鸣已经改判25年刑期。我说能不能带我去探一下监，孙晓军淡淡地说，相见不如怀念。后来邓长辉安慰我说，孙晓鸣除了见探监的家人，拒绝见任何过去的熟人和朋友，他有时候去给孙晓鸣送点烟和吃的东西，也只能通过狱警转给他。
几年以后，当我再次回重庆的时候，这次是孙晓军主动找到了我，那时正好是酷热的夏天，他开着一辆越野吉普车来到我家，他叫我带上几件衣裳，跟他去贵州山里避暑。我以为他是想带我出去旅行几天，也没有多想，就往包里随便塞了几件衣裳跟他上了车。
我们的车上了高速以后，我问孙晓军我们去贵州哪里玩，他淡淡的说了一句，去看孙晓鸣。我一下惊呆了，我不知道孙晓鸣已经出狱，更不知道他住在贵州山里。我内心五味杂陈，甚至有点手足无措。我掏出手机，立马给在美国的邓长明打了个电话，听了我告知的情况，邓长明也惊讶得说不出话。毕竟他是学理工科的，很快镇静下来，沉稳地对我说，孙晓鸣需要的是安抚，你就在那里待一段时间吧，好好陪陪他。
孙晓军带我去的地方，是贵州桐梓县楚米镇半山腰的丁木山庄，这里群山环绕，属于大娄山山脉，在一个山沟里修有二三十栋简易的度假低层楼房，这里海拔一千两百多米，和重庆老城区比较起来非常凉爽。在一栋小楼靠边角的一户单元门前，孙晓军咚咚咚地敲着门，我的心也扑通扑通跳着，我不知道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