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但也使得贫者愈贫。
福建人为什么自明代以来就有出海下南洋的风潮?无他,就是因为皮租太高。本来就耕地不足,八山一水一分田,有些地区的皮租甚至超过了额租的数倍,导致越种地越穷。
北海镇要想将关内土地收为公有,光拿到田骨是没用的,甚至暂时拿不到都没关系,田皮才是最关键的。相反在关外就没有这个问题,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是自己提供;说句难听的,赵新一开始招收流民,他要把地租规定成「倒三七」都有人抢着干。
多新鲜啊,什么生产资料都不用出,而且拖拉机的工作效率还那么高,流民所付出的只是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的辛劳,就能获得比关内更高的耕种利润,而且还能拿到五十亩地的永佃权,傻子才不加入呢!
陈青松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孔绍安也有了些想法。
「陈老师,那我回去就先从减租入手,您觉得如何?」
「唔......光是减租恐怕不行。你要小心货币权力对公权力的腐蚀,不把这条线斩断,减租减息是搞不起来的。再有就是地主对农村商品经济的控制,这块阵地我们必须拿到50%才行。决不能让他们既控制商业资本,又控制高利贷资本!」
「我明白了,不能让他们在地租、商业利润和高利贷之间互相转化。」
说起地主放高利贷的问题,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此人是康熙时期有名的学者,曾任左都御史和刑部尚书。话说徐家在昆山放高利贷那都名标史册了,当他被弹劾归家后,明珠的外甥为了报仇,搜集徐家的罪证,其中就有放五分利的印子钱,徐乾学被吓得吐血而死。
可到了乾隆时期,五分利算个屁啊!十分利都有。
清廷曾限制民间借贷利率,要求最高月息三分。但把持着从城市到农村高利贷市场的地主士绅们却上下其手,使之成为具文,有些地方百分之百的年息已经成了通常现象。至于京城供官吏行贿买官之用的「京债」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要知道这年月读书人只要开始进京赶考,就一定会和钱铺、账局打交道。
北海镇之所以会对所有来参加考试的读书人提供一笔津贴费,也是考虑到他们有可能会借高利贷,最终引发权力货币化。
孔绍安在经过这次谈话后终于认识到,他要做的绝非是单纯的减租减息,而是一场从城市到农村、从经济到政治的革命,社会各阶层的人都会被波及,无
人幸免。
于是当他回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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