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高务实前世的经验，“全国一刀切”的政策，不敢说一定是不好的政策，但一定不会是最好的政策，因为全国那么大，每个地区的实际情况都不尽相同，哪有那么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
别的不说，至少历史已经证明，一条鞭法在江南行之有效，而在陕西强行推广，就最终搞出了闯王。
大明江南之富庶，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只差临门一脚，一条鞭法全面取消实物税而只征银，对江南地区而言，是极其适合其社会生产力的制度，当然是好政策。
然而陕西贫瘠，万历早期天灾还不算特别严重的时候，勉勉强强还能坚持，等到万历末年甚至再往后的几十年，天灾一年胜似一年，老百姓连实物税都交不起了，朝廷还让他们交银子，使得这些老百姓还要被官府和地方豪强从折银换银的过程中再剥削一大笔，这么干要是还不搞得官逼民反，那简直没天理了。
所以高务实一直认为，对张居正的改革要分开来看，有一部分是可行的，尤其是继承自高拱的那一部分政策。那些政策大多属于温和改良，虽然咋一看效果不猛，但只要坚持执行下去，就像给一个久病的虚弱之人吃固本培元的药物，虽然不是药到病除、立竿见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虚弱病人的精气神都能慢慢恢复。
但张居正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把明明需要用慢药的病，几剂猛药砸下去，那结果肯定只能是虚不受补了。
风调雨顺的年景，大明靠着两百年正统的余威还能硬抗，甚至有回光返照式的表现，可是一旦风云骤变，天灾四起之下，这个看似坚强的身体就一下子垮掉了。
究其原因，高务实总觉得张居正可能是不肯让高拱专美于前，一心一意要超过高拱的改革、高拱的政绩。
毕竟，根据大量这个时代的记载，时人都特别喜欢拿高拱和张居正对比。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居正心里要说没有争胜之心，几乎不可能。但高拱是被他用阴谋斗倒的人，他作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又怎能甘心在政绩上输给高拱？
这是急了啊！
可是张居正可能忘了，治大国若烹小鲜。
烹小鲜这种事，你用力太猛它就得烂，你火力太猛它就得糊啊！
因此高务实一贯不主张在隆万这种时期下猛药，他认为此时的改革只能温和进补，争取花个三五十年的时间逐步改善大明的“体质”，使其恢复生机。这个思路就和当年红朝太宗要求放下争论抓经济的道理相通。
经济就好比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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