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向上递解时，又从“夏税生丝”抽出应有的数目，划归到“人丁丝绢”之下。
这样一来，“人丁丝绢”这只鸠，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占了“夏税生丝”这只雀的巢。原本六县均摊的税负，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了由歙县独扛。
可怜歙县百姓毫不知内情，辛辛苦苦独交了两百年的税，却不知道他们供养的其实是六县负担。
帅嘉谟知道，做这个手脚的人，绝对是个高手。他既熟知国初钱粮掌故，又精通案牍流程，巧妙地利用歙县补交夏麦的这个科目，移花接木，混淆视听，玩了一手漂亮的乾坤大挪移。
而缴税这种事，一旦形成了惯例成法，就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很难改变。于是乎，歙县一口气交了近两百年“人丁丝绢”，竟然不知道自己是喜当爹：给别人养了两百年的崽。
帅嘉谟目光炯炯，这必然是有徽州府户房的胥吏从中舞弊！
这个猜测并非是凭空臆测。在大明的体制里，地方官员流转频繁，一个职位上坐几年就走了。而那些地方庶务，比如钱粮刑名之类，则被专业的胥吏所把持。这些人都是本地土著，职务世代相传，又掌握着专业技能，外人根本弄不明白，上下其手的空间很大。
尤其是钱粮一道，更是重灾区，小吏们有各种手段可以颠倒乾坤。手段高超的胥吏，甚至能“使连阡陌者空无籍，无立锥之家籍辄盈鄢”，你说这得多牛逼。嘉靖年间的一位官员霍与瑕，就曾无奈地写道：“各县各户房粮科，年年派粮，时时作弊。”可见当时基层之混乱。
所以这一招鸠占鹊巢，一定是当年的经手小吏在账簿上做了手脚，才让歙县蒙受不白之冤！
既然真相大白，那么事不宜迟，帅嘉谟迅速又写了一篇呈文，简单描述了一下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他知道，吏目向来世代相继，如果彻底掀出来，很可能会得罪一大批人，所以他对于成因，只是含糊地提了一句：“先年不知弊由何作”。
人，可以不追究，毕竟过去快两百年了；但事做错了，却必须得拨乱反正。
同时帅嘉谟还提出另外一个重要论据：“人丁丝绢”明明是人头税，那应该就是按人口收取。而现在单独让歙县交纳，难道其他五个县，竟然全是空城，一个人都没有吗？
隆庆四年九月二十五，帅嘉谟正式把这篇呈文提交徽州府，满怀期待能够“俯赐决议，申详改正”。
应该说，这次的呈文比上一次更有说服力，新提出的两个证据也都很合理。可是报告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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